2018年3月1日

某管理公司、姚某与芝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自2018年4月1日起，用人单位变更为某管理公司，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不变。劳动合同第五条约定：“姚某的工作地点为服从公司安排。”

2019年4月2日，

某管理公司通过钉钉工作群向姚某送达员工调岗通知书，通知自2019年4月12日起将姚某从长沙专柜导购岗位调往上海专柜导购岗位，调岗后岗位不变，基本工资由1,800元调整到2,050元，如超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

姚某当即向某管理公司提出不接受该调动,某管理公司后通过快递方式将该书面通知送达姚某，姚某于2019年4月7日签收。2019年4月8日，某管理公司从某商城撤柜，姚某实际工作至该日。

2019年4月17日，

某管理公司通过快递向姚某寄送《因连续旷工超过三天解除劳动合同函》，称因姚某自2019年4月12日起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岗，已连续旷工超过三天，与姚某解除劳动合同。

姚某于2019年4月20日收到该函。某管理公司、姚某双方均确认姚某2019年3月实际应发工资应为2,997.43元、2019年4月应发工资为900.03元，某管理公司已实际向姚某支付2019年3月至4月工资2,508.62元。某管理公司、姚某均确认计算赔偿金的基数为2,897.01元。

2019年4月，

姚某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管理公司支付姚某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8日期间的工资3,990.5元、经济补偿11,811元（含代通知金3,374.81）。

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仲裁裁决：

一、某管理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某工资差额1896.19元；

二、某管理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某经济补偿7242.53元；

三、对姚某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某管理公司、姚某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沪0112民初24465号民事判决：

一、某管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某工资差额1,388.84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2

某管理公司不可单方变更姚某的工作地点

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地为长沙，姚某的工作地点变更范围应当以长沙市为限，超出长沙市变更姚某的工作地点，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某管理公司若变更劳动合同内容需与姚某协商一致，否则不可单方变更。

3

某管理公司异地调动姚某的工作地点缺乏合理性

某管理公司在某商城专柜撤柜后，将姚某调至上海专柜工作，但姚某的职位系营业员，又是湖南本地人，长期工作生活均在长沙。某管理公司在未与其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要求姚某至远离其经常居住地的上海工作，且未对姚某来沪后的工作生活进行妥善安排，某管理公司异地变更姚某工作地点缺乏合理性。

4

双方就工作地点变更未达成一致，姚某拒绝去新的工作地点上班，不构成旷工

本案中，某管理公司与姚某就变更工作地点未达成一致，本质为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未达成一致。在某管理公司异地变更姚某工作地点明显不合理的前提下，姚某拒绝去新的工作地点上海工作，并不存在旷工的主观恶意。某管理公司未能妥善安排姚某新的合理工作地点，某管理公司由此认定姚某旷工显然不合理，据此解除与姚某之间的劳动合同之行为欠妥。故法院判决支持姚某要求某管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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